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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和一個學科的四十年:紀念蘇老師
何蓉
2022-03-14

蘇老師離開一周年了,我們都很想念他。這是一位師長的遠離,但不能阻礙一位學者的永存。洛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在1964年海德堡韋伯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曾說過,學者消失在自己的作品背后。蘇老師離開了,但他的作品還在,通過閱讀、體會,我們還可以感知到、受益于他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的光華會輝耀在學生后輩的持續的學術行動中,使他的道德文章行出來、傳出去。

今日思之,作為學者,蘇國勛先生在1987年完成、1988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既是中國社會學韋伯研究的啟封之作,也是中國社會學重建以來的首部介紹西方社會理論的專門論著,蘇國勛先生亦因此成為中國大陸第一代韋伯學人的典范。蘇老師與韋伯相通的一點是:基于理論推演及其后果的認真與天真。他們會將邏輯推至極處而止,不多也不少。在一個慣于妥協、懶于深入思考、憚于較真的社會文化傳統中,這是明顯的不合時宜。

蘇國勛先生的此項研究在誕生之初,確實并不合“時宜”。20世紀80年代之時,中文學界致力于探討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命題,隨著此期間東亞諸經濟體的騰飛,這一研究主題亦成為熱度很高的主流話語。蘇國勛先生的學術探索,則深入到了宗教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等專門領域,觸及更為根本的理性化問題:基于他的哲學背景,對西方現代性進行哲學反思,指出理性化本身有其局限與內在的張力,基于他的中國文化的立場、基于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變革與處境,蘇先生認為,現代化的道路既非獨一的,亦非某一路徑具有主導地位。此探索一舉將中國的社會理論研究推進到了前沿,并持續地成為新世代社會理論學者的引領。

另一方面,蘇國勛先生的研究具有明確的學科意識,為剛剛恢復的社會學學科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扎實的理論基礎。自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中國大陸的高等學校不再設立社會學專業。從整體上看,直至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界彼此隔絕、信息閉塞、資料匱乏的狀況才開始發生改變,1979年,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指出,社會學等學科應該“補課”,自此,社會學終于迎來了新的機遇。不過,經歷了近30年的空檔之后,社會學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學習。作為社會學的研究者,蘇國勛先生成長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熱潮之中,他的貢獻則在于,從社會理論的角度,為社會學接續了理論脈絡,使社會學與哲學、史學等相鄰學科相連結,并從文化建設的角度,將中國與世界相連結。

因而,蘇國勛先生研究的不合時宜,恰恰將某種“同時代”的眼光帶入韋伯研究。這種同時代性,一方面是從時間線來看,中國社會學的某些發展或萌芽與國際潮流實際相差不遠。例如,1920年代,當韋伯夫人與溫克爾曼等致力于整理韋伯的學術著作、當德奧社會學猶對韋伯的學術遺產持批評態度時,曾經在德國游學的俞頌華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德奧社會學之派別與其特質》一文,將韋伯歸納為經驗派社會學之比較歷史派,指出韋伯社會學具有“物”、“心”并重的特點,注重歷史與理論的一貫,點明了韋伯思想中精神與物質、歷史與理論、事件與機制的統合特色(俞頌華,1924)。其后,在1930年代,吳文藻、費孝通、吳景超、鄭太樸等均已有對韋伯的閱讀、評述和譯介,體現出中國學人的思考和闡釋的潛力。這也意味著,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韋伯研究并非簡單的學習、后進的模仿,而且是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慧命重續。

另一方面,這種同時代性意味著一種基于韋伯閱讀史的世界學術的可能性。蘇國勛先生很早就關注世界范疇內的“韋伯熱”,指出在不同的國家與地區,都曾出現過研究韋伯的熱潮,例如,1950年代的美國、1960年代的聯邦德國(西德),以及隨之而起的日本、臺灣、香港、新加坡等東亞各國家與地區,1970年代逐步解封的蘇聯、民主德國(東德)和波蘭等國(蘇國勛,1988:10-17)。

與此類似,自1980年以降的20年間,中國大陸、港臺及海外華人學者不約而同地投入到有關新教倫理、中華文明與資本主義發展等命題的討論中,激發了社會學、經濟學、哲學、宗教研究、歷史學、法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對韋伯的興趣,推進了韋伯著作的翻譯與介紹;新世紀的兩個十年間,韋伯的重要著作仍然不斷推出不同的譯本,國際知名的韋伯研究專家有不少作品被引介給學界,韋伯作品著作受到社會學及相鄰學科的廣泛關注,并不時引發公共話題?;陧f伯研究的世界學術的立場,中文學界的這一波韋伯熱潮,并非簡單化地是受西方學界的被動影響所致,而有其內在的呼應與學者的主動選擇等機制,韋伯作品的閱讀史的起落轉折,既構成了理解各個國家社會變革與重建的一個窗口,又有助于理解韋伯之于人心秩序的意義;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韋伯研究的興起,是當代學術與社會思潮的重要內容,也是韋伯學人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何蓉,2022)。

在社會學學科建設方面,蘇國勛先生對于社會理論的學科意義、對于經濟社會學的方法立場等論述至今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1990年代,他在為《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社會哲學》卷所寫“導論”中梳理了社會哲學、社會理論與社會學理論之間的關系與不同,間接說明了這一轉向的學科基礎與理論訴求。簡言之,社會哲學屬于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關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一般理論問題,以哲學觀點對社會現象進行再思考;社會學與社會哲學在理論前提、研究內容等方面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社會理論從人的活動、互動、群體生活及其秩序等方面研究各種社會現象,這是哲學思考的延伸,而且體現著對現實內容的關照、對科學分析的重視(蘇國勛,1996)。

到了2010年代,他更加明確地指出社會理論區別于社會哲學的學科意義,即社會學的理論、范疇和概念源于經驗事實并且要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并且要對研究對象作出因果說明;社會理論與模仿自然科學經驗方法的實證主義進路又有區別,在于其研究對象是人及其行動,需要在把握其深層的意義結構的基礎上進行詮釋性的理解?;诖朔N社會理論的立場,社會學研究可以結合古典的科學進路(即宏觀結構與歷史變遷)和現代的科學進路(即微觀行為及其動機和后果)(蘇國勛、熊春文,2010)。

在為《馬克斯·韋伯與經濟社會學思想》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蘇國勛先生的評述則可以為經濟社會學梳理出三條有價值的線索。

首先,韋伯研究應有制度論與文化論的“聯手互補”。20世紀80年代有關儒家倫理與現代化的研究熱潮影響所及,人們更加關注新教倫理命題、世界諸宗教之比較歷史研究等文化史成果,更多地將韋伯詮釋為一位文化論者,實際上忽略了與物質利益相關的經濟制度方面的主題,實際上窄化了社會學的論域。蘇國勛先生認為,無論制度論還是文化論,都各有偏狹,要全面闡明韋伯進路,應當是“將利益動機分析與社會結構-類型分析整合起來,凸顯制度論與文化論的聯手互補”(蘇國勛,2007)。

第二,經濟社會學應直面馬克思及其學術遺產。在社會學恢復重建之初,由于在宣傳教育中長期避談精神、觀念因素,作為一種反應,社會學學術工作中較少關注制約人的行動的經濟-制度因素的影響。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物質利益因素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漸顯著,馬克思有關經濟與社會的諸多論述,理應成為理解中國的經濟成就與社會變革的理論來源之一。

第三,應在德國經濟思想史及其更廣闊的背景中理解經濟社會學、乃至社會學的內涵與定位。韋伯之所以提出“社會經濟學”,是希望結合德、奧經濟學各自的研究優勢,將豐富的社會生活與抽象的經濟理論融匯起來,形成“經濟理論”、“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史”等學科,使其成為涵蓋廣泛、具有分析能力的經濟科學。依此路徑,經濟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經濟的社會行動:人的行動具有主觀意義,亦有他人指向;受到利益驅動,但此利益既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精神的。這樣,人的行動既是個人的、也社會的,理性行動既是工具合理性的,也是價值合理性的。因此,韋伯的經濟社會學思想不僅可以視為對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學等傳統的發展,而且,相對于列奧·施特勞斯從政治神學角度的批評,韋伯與當代的新制度社會學等路徑更有呼應。

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馬克斯·韋伯所具有的通古今、貫東西的特色,構成了他對后世學術的挑戰與魅力。以蘇國勛先生為代表的一代學人,為重建后的中國社會學奠定了學科體系,促成了中國社會學學術的復蘇,并從文化上重建了中國與世界的思想關聯。韋伯學人的歷史,同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經歷了近代的種種波瀾之后重建學術人格的歷程。他們在這里的時候,打開了一扇扇門,讓光線進來;當他們離開這里,光明仍在。

 

 

參考文獻:

何蓉,2022,《韋伯來到中國(1920-2020):百年學術歷程中的當代知識人重建》,《學習與探索》(2022年第2期),第18-28

蘇國勛,1988, 《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導論》,載《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社會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9

——,2007,《中譯本序》,《馬克斯·韋伯與經濟社會學思想》,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何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12

蘇國勛、熊春文,2010,《見證中國社會學重建30年——蘇國勛研究員訪談錄》,《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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